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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伯特兰·罗素与《中国问题》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

浏览次数:149 时间:2019-11-22

永利皇宫463cc,罗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 中国论文网 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North Yorkshire,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英文专着:《美丽的谎言家》The Prettiest Liar 等。与人合译的有贾平凹的《废都》等。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的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引自明恩溥 着《中国人的性格》第14章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大量的润滑液囊,在需要时,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支那民族中,中国人是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引自明恩溥 着《中国人的性格》第22章 重读我对伯特兰・罗素诊断中国问题的评价,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结论对读者来说是很零碎的。毫无疑问,要是把九十年前的历史与社会研究看作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无可匹敌的庞大社会的改革蓝图,实乃可笑之举。而聆听明恩溥比罗素更早的言论则让人觉得他更任性了。他是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位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来到中国,在山东的乡村里他尽量想做个“当地人”。 让时钟回到几十年前,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清代后期战前的麻木探索就变得眼花缭乱了。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基于其二十年来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上的造诣很深。在赛珍珠的《大地》1931年出版前,明恩溥的大作是当时用英文介绍中国的流行的一本书,虽然有歧义,但却是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和商人有关中国的入门书。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中国人性格各方面的细致描述和推断,在学养不够的人看来这是在谴责中国。书中的部分章节标题如下:“漠视时间” “拐弯抹角”“顺而不从” “思绪含混”“不紧不慢”“缺乏同情”和“相互猜疑”等。鲁迅认为外国人肯定会觉得明恩溥的话是中肯和正确的,没有太多的主观臆想。中国人也应该读他的书,从而通过这位被逐出国门的同情者的思想,反省自己被灌输的这种文化。 我前面的观察强调的是,在罗素那个时代,中国人心里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古典智慧化作了另外一种形式。现在我要拓宽思路,探索一些更发人深思的问题。特别是我会把伯特兰・罗素对中国文明的阐述孤立来看,从而探讨其言辞在“全球化”和“中国梦”的这个时代是否依旧站得住脚。明智的人不会说眼下的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说中国人民感到自己的生活没有法律的保护。现在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眼下人们喋喋不休谈论的另一个话题是“软实力”,然而却很少有人严肃地思考这是否与中国将来的问题息息相关。 和伯特兰・罗素一样,明恩溥也说出了他眼中的中国问题。虽然他“西方至上”的态度是本文开端值得引用的一个例子,但我们还是把在他对中国人行为的评论放在了后边。出于职业缘故,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衰败根源在于精神危机: 中国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世界问题,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对“世界政治”稍有兴趣的人都能感到在东亚,西方诸国要解决或面临的难题比任何时候都多,也更为严重。战争、外交、商务、工业扩展、政府改革等所有的一切,在远东的呈现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大家都在搅浑水,各自身上不可避免的弱点从未让尘埃落定过。认识到终统治世界的乃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有识之士,愈来愈感到西方有愧于东方,只有帮助建立东方的基督文明,才能偿还许久以来的部分债务。 ――引自明恩溥 着《中国的振拔》 他的话来自其超越种族、民族和语言差异的内心信仰,类似的态度被毛主席指责为让中国人民深恶痛绝。当然,这位传教士的话是否公正无法验证,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沿着神权路线重建的任何前景。 伯特兰・罗素的言论有其不同凡响和主观的一面。他缺乏明恩溥的语言水平和广泛涉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没有他所说的美国沙文主义思想,并不认为中国的没落与宗教多元化和敌视宗教息息相关。在《中国问题》后面的第12章中,我认为他极其微妙地提出了为深邃的观察。在总结前面各章的言论时他认为“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惟一从古代存留自今的文明”。在前面,罗素曾公正地把中国与古希腊和罗马做过比较,指出中国一直被儒家的孝道所束缚。而在希腊和罗马,随着市民对文明机制和组织的认同,建立起了自己与血缘关系几乎无关的社会身份,从而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这一变化对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而罗马人热衷于与被征服地区的女子通婚,事实证明这就像是催化剂,保证了其民主和人文思想的传播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空间,其影响至今赫然犹存。美国的高立法机关是公选出来的,却走的是罗马模式,称立法者为议员。而北美大陆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多年后才成了欧洲的殖民地。 恩泽于爱德华・吉本的伟大研究,罗马帝国的灭亡一直被归咎于自大和没有妥善斟酌巨大疆域带来的问题。吉本指责渎职是这场灾难的催化剂,罗马市民不再崇尚以前的美德,把军事职责分包给了没有荣誉观念、野蛮的雇佣兵。罗马的性格有些“娘娘腔”了,其边界岌岌可危。伯特兰・罗素并没有仔细重申吉本的论点,或者说是做了补充。不用说,罗马向世人演示了一个拥有雄厚遗产的政体和有扩张抱负的文明是怎样崩溃的。罗马不仅仅是解散了,其初的理想被传播出去了。颇为荒缪的是,罗马帝国自取灭亡,但却让很多诸侯国从自己的祖先身上得到了教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这样,这些国家有了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国家运输网络和在全球代表自己利益的大使和使者。 相比之下,伯特兰・罗素时代的中国依旧坚守着一套自己固有的理想,此足以显示这个国家及其文化是很自信的。中国人无须望断天涯,攫取无知,因为所有困局国内可解。罗素认为中国的历朝历代之所以能巩固自己的权威,不怕来犯,亚洲的地貌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戈壁、沙漠、西藏高原这些天然屏障意味着中国有争斗的边界没有罗马那么多。罗素此言差矣,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繁荣的朝代,在对待好战的国内少数民族时,都娴熟安抚的艺术。汉唐两代都是用封侯制来维持贸易和回避战争。也有帝王如唐太宗,让宗室女儿秉承美德,与少数民族的亲王联姻。官方辞令,不论是出于诚心还是遮掩的政治企图,其远大前景都是大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和谐。比如,据记载唐太宗就曾说过: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四海可使如一家。” ――引自《资治通鉴》198卷 贞观21年5月 中国文明的这种强大心里在罗素看来,对中国的现代化是个制约。前人的智慧像粘合剂,使得后人凝聚在一起延续生息。后面的每一代人都面临明恩溥所谓的“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当父辈被奉为绝对的权威时,犬子何谈在政治、选举以及领导人遴选中能有己见?当老一辈指责年轻的一代有悖于祖先的德行时,少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用海外教育来报效自己的祖国?罗素将此描绘得有点凄凉,而不是同情自己周围那些和其有同感的年轻学者和思想家,这些人是他探索中国问题的导管。 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之间潜在的分歧关系在中国的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研读马丁・雅克的新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该书全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译者注),人们就会觉得罗素对中国的认识有了一个不错的接班人。马丁・雅克是《今日马克思主义》的资深编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英国《独立报》的副主编。其观点和罗素遥相呼应,认为西方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以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他在一篇短文中明确指出: 我们以为欧洲人创立的民族国家历史悠久,影响巨大,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千真万确,中国称自己是个民族国家已有一个世纪。但一百年在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家不过是沧海一粟。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到汉代时候,中国的疆域就已经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中国很古老,是世界上绵延久的一个国家组织。两千多年来,中国不仅是个民族国家,而且也是个文明国家。从本质上讲,现在依旧如此。 我们对自己的感知,主要来源于我们对国家的概念,其他的西方国家也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是过去一百年称自己是个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因为其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变化之快胜过任何一个社会。同时,中国依旧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独一无二和无以伦比的亲密感。在我无数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总是让我着迷和陶醉。要是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和你谈到今天的时候,引用三千多年前一两位先贤的话,我们大可不必惊讶。历史,即便是久远的历史,就在他的倒车镜里。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相关的思想,如和谐、稳定、有序以及家国同构等价值观依旧在主导着人们的社会观念。 中国人姓前名后绝非偶然,这反映出中国历史上家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华夏美食和中医都有很深的根源。文明乃中国之本。 ――引自马丁・雅克《理解中国》英国BBC广播公司2012年10月12日《各抒己见》栏目 这些言辞的背景和伯特兰・罗素谈 《中国问题》时的背景迥然不同。中国已不再是外国列强同情的弱者,中国的经济腾飞从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对世界秩序的一个威胁。英国广播公司2014年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颇为有趣。在那些到目前为止经济上占有主导地位,但却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中国取而代之的国家中,其国民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比其他国家更模糊。在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10%的德国人看好中国对世界的影响,76%的人持否定态度。美国人有反差,比率则为25%对66%。英国和澳大利亚人的反差更大,比率分别为前者49%对46%,后者为46%对47%。相形之下,发展中的非洲国家,如得到中国大规模基础投资的尼日利亚,其国民对中国的敬慕不亚于中国人。马丁・雅克的预言并非是曲高和寡,他认为用不了二十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大的经济强国。其视角的深刻含义在于他否认现代化不是一个仅仅属于西方的概念。为了走向更大的辉煌,中国也许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传统文化和个性特征。 马丁・雅克和伯特兰・罗素一样,认为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将会继续主导中国国内的政治和文化。根据他的修正主义观点,1949年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分水岭。不过是一个民主、平等、理性和工业化的新中国取代了一个封建、迷信、受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旧中国。孔子的“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专政”中也是一样,是一小部分受过启蒙的人代表人民立法和执法。政治上的言辞用在科技上,创造出的就是和谐的科技。实现中国梦是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召唤。然而,管理之下的潜台词是维护中央的实权,用干涉者的手法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货币增长。简而言之,正如孝道普照家族关系一样,政治权威的特色也一定是家长制的。 在中华民国的孕育期,罗素就已经发现了东西方之间有可调和之处,谈不上一方会压倒另一方的。虽然他也列出了中国人身上一些明显不受人欢迎的习性,和明恩溥总结的差不多,但他看到文明的力量如同地心引力在吸引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中国人的观念根基很深,要是任何一个境外国家觉得自己有能力重塑中国,那纯粹是天真的臆想。在《中国的问题》第10章中罗素说: 中国人温文尔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快乐。他们的青年改良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使中国复兴,而且其结果肯定胜过我们碾碎一切的大机器文化。将来,等到“少年中国”成功后,美国不需要破坏中国的精神也同样能与中国通商并获利。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无政府的时代,以找到正确的轨道,世界上的大国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时代。美国在1861年至1865年也有同样的经历。当时,英国企图加以干涉,想取而代之设立一个良好政府,所幸没有成功。现在,列强都想干预中国。美国对昔日来自旧世界的干涉恨之入骨,但对自己的新财团干涉中国却视而不见。我呼吁美国人应该承认别国的人民跟自己一样,不要再感谢上帝,他们不是被逐出教会的人。 ――引自 伯特兰・罗素 着《中国的问题》 第10章 从经济和工业化上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科学技术。然而不幸的是,当时的环境将此酿成了一杯毒酒。罗素没有说美国起初帮助中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出于仁慈之心。 回到马丁・雅克的观点,眼下谁也不能肯定,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这是否会让外国更加乐意接受中国文化,即人们所说的“软实力”?以文学为例,虽然莫言在2012年破天荒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预期的中国文学翻译大爆炸并未出现。美国的中国文学网站“纸上共和国”发布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年表,公布的是每年中国文学被翻译出版的情况。在2014年,翻译出版了15本小说和散文集,13本诗集。而2013年的数字是16本和3本,2012年则为15本和8本。划分一下这个名单,那些极具讽刺、颇有争议的作家如阎连科与余华,还有那些作品被成功改编为电影在国际上出名的作家如严歌苓和艾米,或者是反映青春文化的作者如韩寒和安妮宝贝,这些人的作品占有不相称的比率,而那些在国内获文学大奖的作家很少。这当然反映出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缺乏为翻译家提供适当的基金,因为有些翻译家为了生计,不得不白天忙着教学或做口译,在闲暇时才顾得上翻译文学作品。再加上即使翻译完了,这种爱的奉献也有可能因为读者有限等多种原因而无人欣赏。另外出现了一个网站名为“百分之三”,正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在美国,出售的书籍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书为非英语创作的翻译作品。汉学家虽然欢迎这家网站的努力,但同时却指出,相对于在欧洲语言如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活跃的作家,亚洲文学更趋于被置于外围。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作品的长度问题以及与其相随的对严肃文学作品的看法,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影响不大。老马,被认为是“微文学”的先驱,在他的文学评论可以用英文阅读后今年开始引起了轰动。在一篇文章中,他借题发挥炮轰莫言所谓的“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此乃这个国家奖桂冠得主的标准,老马认为中国文学尚未走出自个的死胡同。 随着年轻的这三代人在物质享受思想的环境中长大,经济利益极可能走在一切的前面。现在中国显得越来越想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现一个即文明又礼貌的面孔,那么眼下火烧眉毛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呢?中国缺乏的不是让人仰慕的文学传统、书法、奖学金和工艺,缺乏的是中产阶级文明的情感,而不是追求迂腐的伦理观念。孔子虽然提出了社会之道,但却没有明确的言辞反对当众吐痰、撒尿、插队和炫耀式的过度消费。穆涛在其《文化是有血有肉的》一文中指出: 一个地域的文化性格是一个地域的具体形象,是烙印一样的东西,想甩都不好甩掉,比如上海人的仔细,东北人的粗犷,还有河南人怎么样怎么样。文化建设也是一个地域的形象建设,但这种形象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或者“多快好省”可以干成的,也不是发了财,有了点钱,文化形象就光辉高大了。如今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的老二,但我们中国人行为做事的整体形象,在外国人眼里,实事求是地说,不要说排在老二,前二十名排得进去吗?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讲,当代中国人是愧对我们古人的,是给老祖宗丢脸的。我们中国以前叫“礼仪之邦”,各行当有各行当的规矩,“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深入人心的。如今有两个自我检讨的热词,“诚信缺失”和“信仰缺失”,其实都不太妥当,事实上是规矩缺失,我们如今做事情,很不遵守我们老祖宗的规矩。 ――引自穆涛着《先前的风气》 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其从一个只有少数精英,大多数人是农民的封建王国进入到了一个半城市化的工业化国家。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没有多少空间,对自己的社会行为和举止是非没有标准。摔掉当前的这种不文明形象――这是罗素那个时代以后的事了,中国旅游者在海外的不端行为,经过媒体的渲染被放大了――的确不能掉以轻心。要是中国人首先可以对他人评头论足,那么其软实力进军西方的范围则可谓更广矣。 那罗素又该如何呢?难道《中国问题》只是本历史学家感兴趣的着作?现在这部着作依旧有其睿智妙语吗?直到现在,我都在轻描淡写对罗素的争议。有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即他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严重影响了他的大方针。由于中国的内乱,他便猜测理想的情形是让社会主义在西方扎根,然后将其影响如涓涓溪流扩展到东方: 中国如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列强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受外人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是在本民族内还是民族之间。但如果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终惟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 ――引自 伯特兰・罗素 着《中国的问题》 第4章 要是我们以为他预见到2015年这个时间框架足以完成这一转变,那历史就证明罗素是大错而特错了。比如,二战后的意大利和法国都有自己强大的共产党组织,只不过其无情萎缩的大本营让人看不到有任何重建社会主义的势头。伯特兰・罗素的故乡则是另一番景象。从1945年到1979年,英国一直坚持所谓的“社会民主共识”,一连几届政府都是拒绝管制,保持对国家的高投入。随着撒切尔的当选,市场的活力与私有化有了起色,新自由主义占了上风,英国在政治上与美国走得更近了,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了。在近的大选中,戴维・卡梅伦的保守派稳健抬头了,“铁娘子”的原则虽然没被推翻,但却被大大的淡化了。客观来看,伯特兰・罗素和传教士明恩溥的思想动机如出一辙,只不过他早已预见到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将来崛起的关键因素。 但无论如何,罗素的确也有狠话。他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得到启迪,从而变得比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更清醒: 中国人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人的爱国。自然,这两者的错误之处都是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他人置之度外。但是,爱国主义是对做战的某一方尽忠,孝道则不然。因此,爱国主义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国尽忠的好办法就是杀人;而孝道利家的好方法是受贿和耍阴谋。所以,家族感情比国家观念的危害要来得小。这可以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得到印证。 ――引自 伯特兰・罗素 着《中国的问题》 第2章 罗素高寿,目睹了“冷战”的高峰,1970年去世时已经快98岁了。据他的传记记录,要是当年因肺炎在中国离世,他就无缘见识这个世界上恶化的军备竞赛和核弹时代。 有人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会把我埋在西湖,并建一个纪念神殿。此事未成,我稍感遗憾。因为我有可能成为一个神,对于无神论者的我来说,这本该是很别致的。 ――引自 伯特兰・罗素 着《罗素自传》 第346页 不论罗素现在身葬何处,但愿他安息。虽然中国有其足迹,但中国不会有他的陵墓。穆涛教授颇为自豪的是他曾在罗素下榻的上海宾馆的房间里住过,房间里的墙上有相关的纪念牌。听到这件轶事我笑了,但我说这位哲学家对中国很诚挚,他认可华夏的人才,知道怎样解决其自身问题。五十年后,宾馆的房间里也许会再挂一个新牌子,上书:“2014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曾在此下榻……英国诺贝尔奖得主伯特兰・罗素也曾是这里的贵客,不过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了……”

摘要: 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如果”而是个时间问题。中国的陆地规模、庞大人口、种族同质性以及对自身文明向心力的信心,使其具备了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是空中及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当中国主宰世界时 世界现代文明将会改写美国中文网综合报道: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如果”而是个时间问题。中国的陆地规模、庞大人口、种族同质性以及对自身文明向心力的信心,使其具备了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是空中及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文化霸主。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文明将同西方文明并驾齐驱。图为上海港口。随着中国从两个世纪的屈辱中坚定地崛起,中国人信心高涨,其最高目标不会是与西方并驾齐驱,而是夺回其作为世界优秀文明所应享有的地位。雅克写道:“如果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中国可能会形成一种具有强烈等级色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建立在文化与种族观点相结合的基础上。”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发表文章介绍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文章说,以往,关于中国统治世界的书籍通常以“假如”开头。而如今,在更多的情况下,开头换成了 “当……的时候”,仿佛认为必然会有这么一天。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马丁•雅克关于中国崛起的新书篇幅长达550页,但没用多少笔墨论述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否无可阻挡的问题,也几乎完全忽略了有关“中央王国”图书的另一个常见前提:“当中国奇迹破灭时”——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出现。雅克此书基于以下推断: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和印度,届时印度将名列第三。凭借其国内生产总值(GDP)——雅克称之为“冰冷无情的衡量方式”——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强国。我们可能围绕以下这两个核心前提展开讨论:即中国的GDP必将超过美国;及在经济产出与权力之间存在近乎必然的联系。在其它书中,这些是合理的论述要点。但雅克跳过了这些,直接拷问:假如中国真的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强国,世界将会怎样?他这么处理情有可原。雅克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现代化的“西方式”涵义。他的论证虽说稍嫌晦涩,但条理清楚,合乎逻辑。时至今日,除日本以外,世界上所有获得成功的经济体(无论规模大小)都是欧洲国家,或是像美国那样,与欧洲一脉相承。雅克指出,对于现代化,人们下意识的理解是:当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时,也就具有了西方特色。他写道:“我们已经习惯于世界是西方式的,甚至是美国式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它会是什么样的。”雅克不无道理地指出,中国的陆地规模、庞大人口、种族同质性以及对自身文明向心力的信心,使其具备了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他预言,如果说英国曾经是海上霸主,而美国是空中及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文化霸主。随着中国从两个世纪的屈辱中坚定地崛起,中国人信心高涨,其最高目标不会是与西方并驾齐驱,而是夺回其作为世界优秀文明所应享有的地位。雅克写道:“如果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强国,中国可能会形成一种具有强烈等级色彩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建立在文化与种族观点相结合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将回归儒家根源,而这种家长制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原则格格不入。他进而认为,如果中国“现行政体继续维持”一段时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最为有利。在其它情况下,这位《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的前编辑恐怕不曾提出过这种观点。比如说,对于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时期的智利。雅克有关中国的预言,有许多可以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他预计,中国将重新主张其与邻国古老的附庸关系,只要它们在文化上尊崇中国,中国就不会干涉它们。中国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明——他称之为“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相对——对于威胁其国家统一的攻击,中国永远不会低头,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雅克最重要的论点是,将来“围绕价值观的争论将源于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因为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主要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如此博大精深,因此不会屈从于西方模式。假如势必有一方要屈从,那也会是西方。上述观点有利于纠正那些认为新兴超级大国(主要指中国)将效仿美国重塑自我的观点。但雅克过分笃信文化是国家命运的终极决定因素。他驳斥了英国治下的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观点,彭定康认为,东西方差异主要表现在发展时间上的差异,而非内在文化差异。但雅克在相反的方向上走过了头。他过分强调亚洲文化重集体轻个人、重社会关系轻法律、重稳定轻自由等特点。他写道,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文化中,“个人不是从自我认同、而是从属于某个团体中得到肯定和认可”。说得严重些,这些笼统的说法简直就像一则鼓吹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广告。雅克关于种族主义的论述颇富洞见。他将中国与多元文化的美国对比,认为中国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文化,恐怕无法形成多文化的世界观。他写道:“中国人自认为高人一等,这种观念本身就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这将成为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根据他所描述的“中央王国心态”,中国存在独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觉得自己比其他文化优越,一方面对曾经超越自己的西方抱有自卑情结。比如说,这种矛盾心态普遍存在,反映了挫折感以及民族传承遭日本和远至阿根廷等国家否认(或至少迟迟不肯承认)的情况。对于中国的崛起,雅克倾向于视之为威胁,但他认为这种威胁存在于文化层面,而不具有军国主义性质。他表示,中国认为自己是文明中心的观点,将导致“世界比照中国形象深刻的重构文化与种族秩序”。但雅克在书中其他部分有关相互竞争的现代性的论述更有见地。如果如他所料,中国崛起为足以挑战美国的世界强国,那么,现代化可能成为一条双向、甚至是多车道的道路,不同版本的现代化并行不悖。将来,美国人或许真的会更多地观看中国电影,并学习汉语,而中国人也将继续学习西方,就像其批量输入西方资本、商业惯例与技术一样。二者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正如欧美人或许会更多阅读孔子学说一样,中国人也将更多地学习莎士比亚。这听起来十分有趣。比起仿照中国形象重建,世界更可能成为多极、多文化的世界。这就是要点所在:中国不会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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